摩根士丹利(Morgan Stanley)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周日表示，中国经济目前面临债务、人口和物价下跌的三重挑战，负反馈循环可能会相互强化，导致债务/GDP比率上升。为了打破债务-通缩螺旋的预期，政策的当务之急是通过财政和货币协调稳定需求。
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(CMF)月度分析会上，他表示，房地产行业仍处于去杠杆过程中，对经济的影响仍在加深。一方面拖累整体固定资产投资，另一方面也影响消费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如果面临债务和物价下降的负反馈循环，可能会导致“去杠杆越多，杠杆率越高”的后果。
“杠杆率是债务与GDP的比率，是分子除以分母。如果去杠杆过程中没有财政货币宽松，结果就是名义GDP增速(分母)下降更快，导致越想去杠杆，杠杆率越高。”他解释道。
邢指出，上世纪80年代末，为了抵消广场协议后日元升值对出口的不利影响，日本政府在货币金融上过度宽松，最终引发了资产泡沫。然而，泡沫破裂后，政策制定者过度补偿，实际利率连续四年高于GDP增速。财政政策直到1993年才开始松动，即便如此，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仍然长期缺乏协调。日本在1994年后陷入长期通货紧缩，导致近20年的低增长-低通胀周期。
兴表示，为避免“痛苦的去杠杆化”的尾部风险，短期内需要通过财政和货币协调来稳定需求，中央政府应扮演“最后贷款人”的角色，以避免房地产和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表过度收缩。长期来看，需要推进改革，使转移支付/社会福利支出向家庭部门倾斜，修复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失衡。具体来说，有五个主要的受力方向。
首先是通货再膨胀。经济重启以来，货币政策相对宽松，但上半年财政政策有所收紧，财政政策的节奏将是影响经济和通胀前景的关键因素。邢表示，就财政宽松而言，明年可以考虑增加新专项债券的发行规模，或者扩大中央财政预算赤字，帮助经济尽快摆脱低通胀的局面。
第二是再平衡。针对内需长期不足的结构性痛点，通过增加教育、住房、医疗等社会福利领域的支出，增加相对于家庭部门的转移支付，从而促进消费，而不是在资本回报率下降的情况下过度依赖投资来稳定总需求。
“西方所做的是刺激消费者。如果我们认为在中国很难实现这一点，是否可以加大对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福利的投入，减少老百姓的后顾之忧？一方面可以减少对‘刺激转变为无效投资’的恐惧，增加对普通民众的支持。”他说。
三是债务重组，涉及房地产和地方债两大领域。在房地产领域，开发商的债务重组一直在推进，但仍需要一个系统的框架，一方面重组和改善开发商的资产负债表，另一方面稳定住房需求和房价预期，避免供需超调。对于地方隐性债务，“系统性”债务转换方案需要平衡各方负担。中央政府可以通过一轮债券置换降低再融资风险和利息负担，有助于地方政府在转债过程中保持一定的财政支出强度，避免支出下降、增长和通胀疲软、财政收入下降的负循环。
第四是改革。邢表示，除了稳定需求和调整结构，提振长期增长潜力还需要继续深化改革，改善资源配置。目前，国企以提高效率为重点的指标已经提上日程。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框架已经形成，需要加快实施，特别是在鼓励劳动力和人力资本符合经济规律的自由流动方面，户籍制度改革和“人的城镇化”需要加快推进。
五是重振信心，尤其是民营企业的信心。他表示，在一系列政策的支持下，民营企业的信心有企稳迹象，但如果再出台一些标杆性的政策，民营企业的信心可以得到更大程度的恢复和提振。"